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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革命需要法治思維—對新時代我國能源法治工作的思考

發布時間:2018-01-18   瀏覽次數:2229次   信息來源:中國礦業報

  推進能源革命,需要良法為之保障。在資源地區奔向“綠色發展”的轉型道路上,需要法律制度的保駕護航。體現能源總體戰略和結構調整,需要法律制度適時修改完善。加強能源法治,必須實現立法先行,使能源革命、能源發展、能源安全于法有據。數十年來,我國能源立法工作穩步推進,但受長期以來我國能源體制性桎梏,個中難點需要逐一突破。在能源立法中,須著力解決基礎法與單項法的協調問題,加快制定重要能源領域單項法。為國家經濟安全和行業發展帶來“底氣”。

  能源發展,不僅需要高端科技與制造的支撐,更離不開與時俱進的法律制度保障。當前,資源型經濟轉型發展是我國不少區域面臨的突出問題,這些地區不約而同地出現了環境損害賠償案件、資源類案件增長的現象。隨著礦業權改革和礦產勘查的重大方向性變化,能源法治建設亟待破題。

  未來企業應是法律行家

  1月13日,第二屆晉陽能源法務高峰論壇在山西召開。本次高峰論壇的主題為“能源革命新時代”,分論題為“轉型升級新路徑”“能源法治新思維”“大數據融合新戰略”,從產業轉型升級、能源法治體系建設、大數據融合能源創新三個方面破解資源型經濟轉型發展的難題。

  “在與客戶的溝通交流中,不難發現,有些企業存在對國家政策理解不透徹、法律規定了解不深刻的問題,在實際操作中可能會存在風險點。”此次論壇的承辦方中呂律師事務所相關人士介紹了設置該論壇的初衷。

  在生態環保上升為國家戰略、工業4.0時代來臨之際,如何構建合規體系、運用法律更好地規避風險?這些能力的建設對從事礦業開發的企業來說至關重要,更將成為競爭中的分水嶺。而這正是當前許多企業的短板。

  中國國電電力發展股份有限公司總法律顧問劉全提出了“智慧企業”的概念,即:產業智能化、管理信息化和經營決策智慧化。智慧法務建設包括糾紛案件管理智慧化和合同風險管控智慧化。

  近些年,人工智能的浪潮已經席卷而來,法律服務也不例外。本次論壇上,最吸引眼球的便是中國高端法務平臺——牛法網創始人郭世棧現場展示的智能“法律機器人”。他表示,法律服務倚重信息檢索、文件處理和邏輯推理,是法律AI發揮“聰明才智”的絕佳領域,法律是人工智能最有可能率先開花結果的應用場景之一。

  讓法律人員懂運營,運營人員懂法律,是中國遠大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法務總裁史迎春提出的一個構想。他認為,企業未來的發展必然向系統化地思考問題,跨領域跨專業地解決問題轉變,而這將成為未來企業法務轉型方向。

  能源硬軟科學結構性矛盾

  當前,中國的能源結構調整取得實質性進展,綠色多元的能源供應體系開始形成。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原煤入選率達到68.9%;煤電機組全面實現脫硫,脫硝比例超過92%;天然氣產量1369億立方米,2010年以來年均增長6.1%。但不可忽視的事實是,一些能源行業、領域,依然處于法律空白狀態。

  “中國的能源結構調整步伐將越來越快,但能源立法工作嚴重滯后,中國尚未出臺能源法、石油天然氣法、原子能法,煤炭法、電力法等亟待修訂。”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國家能源局能源規劃專家委員會主任、原國家能源局副局長吳吟提出。

  論壇上,長期在一線調研的山西煤礦安全監察局黨組書記、局長卜昌森尖銳地指出:山西煤炭行業存在產能嚴重過剩、發展戰略迷失、行業自律缺失等癥結,以及山西煤炭行業存在“一煤獨大”的產業結構、“畸高單一”的負債結構、“大而不強”的主體結構、“政企難分”的體制結構、“僵化落后的”治理結構、“缺梁少柱”的人才結構等九大瓶頸。這難道僅僅是山西面臨的困境?

  中國能源法研究會會長石少華曾發文指出,當前,我國能源立法中存在4個主要問題:一是缺乏全面、科學的能源法律體系架構的頂層設計;二是現有的能源法律體系仍然不夠完善。首先是缺少基礎性、綜合性的能源法律,其次是部分能源單行法律仍然缺位。三是現行的能源立法大多年代久遠、不合時宜,需要與時俱進。

  國家能源法專家吳鐘瑚也曾提出,目前我國的能源立法工作中,最大的不完善是主干體系不完整,重要的法律法規缺位。未來的能源法治工作需要在立法思路、功能定位、調整范圍和立法模式方面作出調整。他建議,將能源領域中涉及綜合性、整體性和全局性的問題,進行規范和制度設計,制定“能源基本法”。既減少體制摩擦,又能盡量避免和減少相關法之間的交叉和矛盾,還可以適當提高立法質量,使其具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

  能源法治研究亟待再上臺階

  當前,能源的可持續發展和安全性以及清潔利用等一系列的問題,其重要性已經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推動經濟社會邁向高質量發展,深化體制改革、建設法治中國,亟需加快能源立法的步伐。

  能源法治包括能源法制建設、依法行政、依法監管、公正司法、法人和自然人的守法。

  回顧我國能源立法進程。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能源法規經過反復論證和漫長的起草審議過程,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基本確立的條件下,以《煤炭法》《電力法》《節約能源法》和《可再生能源法》等單行法為核心的能源法律法規體系初步形成,朝著構建我國能源法律法規體系的基本框架邁出了堅實步伐。

  2015年全國兩會期間,根據媒體對代表委員和能源行業專家進行的調查顯示,對于如何推動能源體制革命,建立健全能源法治體系關注度最高,占29%。

  從總體上說,中國能源法律體系的基本框架可以概括成“三縱七橫”的形態。“三縱”是指從法律層級的縱向上看,現行的能源立法分為能源法律、能源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行政規章三個層級。“七橫”是指從能源立法調整對象的橫向看,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氣、電力、核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能源節約、能源監管等七個方面的社會關系。

  在我國新的能源戰略中,于法治框架下展開能源革命也是題中之義。習近平總書記明確要求加強能源法律法規的“立改廢”工作和能源法治體系建設。2018年全國能源工作會議提出,要推進能源法治建設,深化重點領域改革,推進“放管服”改革,進一步強化能源監管和依法治理。

  推進能源革命,需要良法為之保障。加強能源法治,必須實現立法先行,使能源革命、能源發展、能源安全于法有據。

  對此,石少華建議,要從頂層設計上,明確完善我國能源法律法規體系的實施路徑和路線圖。國家能源主管部門應當加強組織領導,做好立法規劃,借助外腦,發揮能源法研究社團的作用,開展相關立法課題研究,加大立法經費投入。同時,要加快能源領域市場化改革步伐,為能源立法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要推進能源體制改革,突破能源立法中的體制性障礙,減少能源立法過程中的部門掣肘。

  全面加強能源立法工作,相應的能源法基礎理論的研究和支撐須及時跟上。當前,有些能源法律的適用性不強、可操作性差,都與缺乏必要的法理支撐有關。亟需培養、重用一批理論聯系實際、既懂法律又懂能源的專家學者,為我國能源立法提供堅實的法學法理支撐。

  不久前,國家能源局公布了2018年度能源軟科學研究選題指南。80個項目中,排在最前面的4項就與能源法研究有關。

  能源法治之路,勿忘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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